兴泊证券正规军干不过小作坊动力电池的回收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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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北京商报

　　“上门回收、半小时到场、现场结算……”网络平台上，像这样“服务周全”的动力电池回收广告随处可见。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提速，叠加储能、便携装备等多元应用场景持续扩容，回收市场也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

　　但这番热闹背后，动力电池回收市场正深陷内忧外困：“白名单”内的正规企业受技术投入大、合规运营成本高等因素制约，在价格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资质的小作坊凭借低成本优势，以低价策略致使超六成退役电池流入非法渠道，带来多重隐患。

　　正规军窘境成本倒挂下的“无米之炊”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披露，2024年国内动力电池回收量超30万吨，市场规模达480亿元，动力电池回收市场迅速崛起。回收动力电池兼具环保与经济价值，从环保角度，其含有的化学物质若随意丢弃会严重污染土壤和水源；从经济角度，退役电池可梯次循环利用，且富含锂、钴、镍等有价金属，回收再利用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形成新经济增长点。

　　然而，在目前的动力电池回收领域，全面符合国家标准规范的“正规军”却只是凤毛麟角。“正规军”指列入工信部《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白名单”的企业，它们在环保、技术、质量、溯源等方面均通过严格审核，代表行业规范发展方向。尽管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动力电池回收相关企业约20万家，近一年新增超4.3万家，但工信部公布的五批“白名单”企业仅156家，“正规军”占比不足千分之一。

　　北京商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正规回收企业普遍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因为大量分散的小作坊在抢购废旧电池时能开出比正规企业高出10%—15%的价格。

　　据了解，动力电池回收的价值与碳酸锂等金属价格紧密捆绑。巴特瑞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强直言：“从2023年开始，行业就出现了倒挂现象，原料成本比产品价格还高，真可谓是‘面粉比面包都贵’。”他举例说，碳酸锂价格从峰值时的59万元/吨一路暴跌至目前的7万多元/吨，已远低于8万—12万元/吨的正向开采成本，这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营压力。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副会长王德闯也表示，这种成本倒挂的扭曲现象，使得“正规军”们在回收战场上步履维艰。

　　“我们投入了数千万建环保生产线，但小作坊用切割机就能赚钱。”一家“白名单”企业的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道出了正规企业的“无奈”。尽管“正规军”普遍建立了“互联网+回收体系+物资回收平台”，实现流程透明可追溯，但仍难敌小作坊的低价竞争。

　　电池之家运营总监周柏樟透露的数字更是直观：“超60%的退役电池通过非正规渠道流转，很多车主因不知废旧电池是危险废物且只认高价，使正规企业陷入‘无米下锅’的尴尬。”

　　巴特瑞科技的自动化电池处理产线

　　小作坊乱象一把锤子就能“打天下”

　　与投入重金建设生产线的正规企业相比，小作坊的“运营成本”低得超乎想象。业内人士华阳（化名）向北京商报记者描述其探访动力电池暴力拆解小作坊的场景：还未进门，刺鼻气味便扑面而来；进了大门后，只见工人在毫无防护的状态下徒手暴力拆解动力电池。“这些废气废液皆有毒害，拆解人员不仅自己直接暴露在有毒环境中，拆解后的废渣、废气、废液直接排入土壤和空气，也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这些小作坊就是‘一把锤子打天下’。”付强如此形容。正规企业建设一条符合环保标准的处理产线，投入动辄数千万元，还需持续承担运营成本。而小作坊仅靠简单切割设备就能完成电池拆解，几乎零成本违规操作。

　　这种粗放作业带来的环境代价触目惊心，河南省南阳市卧龙检察院此前曾公布，一处非法冶炼点在废弃化工厂内暴力拆解电池，排放的二氧化硫浓度超标238.82倍，场地土壤铅含量最高超标26倍，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

　　成本差距直接决定了市场竞争格局。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张思远分析称，正规企业单吨拆解成本超3000元兴泊证券，需承担环保设施、设备折旧、合规税费等多项支出；小作坊依靠“极简工具+粗暴拆解+随意排放”，规避了所有环保与合规成本，能以更高价格争抢电池货源。

　　付强还揭示了小作坊的另一种盈利模式：退役电池约60%被转移用于梯次利用，主要流向国内慢速电动车领域，如快递小哥使用的车辆电池，还有部分出口到非洲或东南亚，用于照明等简单应用。

　　罗兰贝格全球合伙人时帅此前就曾公开提到过这一乱象：小作坊的暴力拆解不仅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不规范回收更会导致锂、钴、锰等稀有金属资源的浪费，而将质量不明的退役电池简单重组后，流入两轮、三轮低速电动车市场，则埋下了巨大的公共安全隐患。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这些小作坊目前正借助互联网平台大肆招揽业务。在浏览器和社交平台搜索“动力电池回收”，满屏皆是“高价回收”“上门回收”“免费上门”“当场结算”等宣传广告。当记者询问这些企业资质时，4家受访企业均声称“证照齐全”，却无一家能出示经营许可证或相关资质证明。

　　技术迭代之困循环失衡下的成本

　　“白名单”企业的资质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只是“软约束”。华阳表示，从动力电池行业兴起至今，仅集中搞过三批企业入围，对非“白名单”企业尚未起到约束作用。

　　据深研资本预测，动力电池有望在2026年进入规模化报废阶段，2030年进入爆发性报废阶段，届时回收获取的关键金属可满足当年需求量的30%左右。但现实是，退役动力电池中主要金属总体含量比原生矿金属品位高出约10倍，回收市场却“既未循环起来，也不经济”。

　　当前政策对不同类型电池监管标准不一，也为行业困境增添了复杂性。铅酸电池被明确列为危险废物，实行严格监管；而锂电池仅作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这种监管差异客观上为小作坊提供了生存空间。

　　面向未来的技术焦虑同样为行业蒙上阴影。电池技术不断升级，倒逼回收技术持续创新，也给正规企业带来巨大成本压力。付强表示，在技术层面，正规企业虽通过工艺创新寻求突破，如巴特瑞科技开发的“全组分回收工艺”可实现高回收率，但在市场价格倒挂的现状下，再加上国内新技术电池退役的滞后性，都给企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绝大多数车企为动力电池提供的质保期是8年或15万公里，这给我们的研发投入与市场回报的平衡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付强说。

　　电池之家仓储和加工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回收来的动力电池外壳进行简易处理

　　创新驱动突围从成本中心向价值中心转型

　　面对小作坊“一把锤子打天下”的粗放模式，正规企业只能努力凭借技术创新构建“护城河”。付强介绍说：“我们自2016年正式投身这个行业，通过‘收、拆、再生’全流程，再加上低碳化处理，把电池里的各种元素充分利用，实现价值最大化。”在锂回收这一关键领域，巴特瑞突破显著。付强表示：“同行一次回收率能达到90%，而我们可达到93%以上，纯度更是高达99.9%。”

　　长虹格润电废事业部副部长王登富则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长虹格润已构建起完整的回收利用体系。2024年，该公司共回收处置1.5万吨废旧锂电池，通过梯次利用和再生技术，将镍钴锂加工为电池级原料，年减排二氧化碳超213万吨。目前公司正结合“以旧换新”政策，提供收旧与换新一体化服务，打通回收“最后一公里”。

　　面对行业发展困局，付强认为破局需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尽快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构建强制性的回收体系，从制度层面规范行业秩序；另一方面，要持续深耕回收技术，依靠技术创新降低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技术创新在市场扭曲面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周柏樟从商业模式创新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我们正联合车企、维修平台等多方主体，大力扩大线下回收网点的覆盖范围。同时，优化线上服务，用户通过小程序就能轻松查询附近网点，一键直达完成电池交付，让交电池像‘买车’一样便捷高效。”

　　据了解，目前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主要有梯次利用和再生利用两种方式。梯次利用的电池可广泛应用于观光车、储能等领域；而废旧塑料经过改性处理形成再生塑料后，则可应用于家电、汽车等多个行业，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再利用。

　　新智派新质生产力会客厅联合创始发起人袁帅补充道：“在梯次利用方面，尤其是储能场景，企业必须以标准为指引，严格把控电池筛选环节。要依据标准中对电池余能检测、健康状态评估等方面的规定，精准筛选出性能适宜的退役电池用于储能，确保储能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监管升级从“软约束”迈向“硬杠杆”

　　“‘白名单’对正规企业能起到一定导向与约束作用，可对于非‘白名单’企业，特别是占回收处理参与企业绝大多数的群体而言，基本没什么约束力。”巴特瑞科技副总裁焦亚伟一语道破了动力电池回收行业面临的监管窘境。

　　不过，这一监管缺位的现状正逐渐得到重视。焦亚伟透露，工信部已提出五个渠道建设要求，明确规定电池生产企业必须将电池交给“白名单”企业处理，严禁交给关联企业。这一政策信号，无疑预示着动力电池回收行业的监管力度正在逐步收紧。

　　北京市场的情况就是监管困境的一个典型缩影。焦亚伟指出：“北京目前没有一家‘白名单’企业，原因是这些企业不能在北京从事拆解业务。”这种地域性的限制，催生了跨区域合作的迫切需求。他举例说：“以前北京的废旧电池全国满地飞，目前北京大兴的一些企业正在和我们对接，因为我们的回收工厂在天津静海，所以现在有不少电池都往我们这儿送。”

　　面对行业乱象，“白名单”企业也在积极发声，寻求制度层面的突破。付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专访时，着重强调了制度设计闭环的重要性。他呼吁：“要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明确‘谁生产谁负责回收处理’的原则，并设立专项处理基金。”付强还提到，这套制度在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已经成熟运行，是解决当前动力电池回收行业乱象的关键所在。

　　张思远则建议：“一方面，要加强政策监管，完善全链条溯源与执法力度。具体而言，可以依托现有的22项国家标准，推动地方建立起‘县—市—省’三级监管体系，形成层层把关、责任明确的监管网络。另一方面，要加强数字化溯源手段的应用，通过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平台，实现对电池流向的精准追踪，让每一块电池的‘去向’都清晰可查，从技术层面堵塞监管漏洞。”

　　协同共进制度体系及产业生态亟待创新

　　焦亚伟指出：“从全民视角来看，大家并未真正将废旧锂电池回收提升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加之电池产权归属车主，使得大量电池通过非正规渠道流转，给行业规范发展带来极大阻碍。

　　在回收流程优化方面，企业各展所长。周柏樟介绍：“电池之家对线上线下回收流程进行了全面优化。线上，小程序支持‘一键查网点、一键直达’；线下，网点统一配备标准化回收设备与标识，工作人员均经过专业培训，确保回收过程规范、透明。”

　　张思远提出了系统性解决方案：“推动产业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型，可通过强化监管、技术创新及市场化定价破解当前矛盾。”他特别强调，“要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强制车企承担回收主体责任，要求新能源汽车建立配套回收网点”。

　　袁帅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企业要依托现有的22项国家标准体系，在梯次利用和再生利用两大技术路径上把握机遇，构建差异化核心竞争力。”他建议企业与储能项目开发商、电网企业等建立紧密合作，按照标准规范参与储能项目建设和运营，打造从电池回收、筛选到储能系统集成、运维的全链条服务模式。

　　东方企业创新发展中心特邀副理事长高泽龙提出了具体的技术路径：“在梯次利用方面，以标准为锚点，打造场景化解决方案；在再生利用方面，以技术突破驱动成本领先。”他特别提到，要开发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短流程再生技术，避免高温烧结环节，可降低能耗30%以上。

　　面对行业困境，制度创新被视为关键所在。巴特瑞科技母公司、联美集团副总裁徐卫晖表示，锂电池回收具有特殊性与公共属性，仅靠市场调节难以规范发展，需要出台专项政策实施回收端的“制度性创新”，如特许经营机制。徐卫晖建议，指定区域内电池集中回收处理、回收渠道参照铅酸电池危废管理模式进行“专票”管控，并禁止非规范渠道流转电池，同时推动绿色认证体系、碳足迹与材料回收认证等。

　　周柏樟描绘了理想中的产业生态：“我们理想中的动力电池回收产业生态，是一个责任清晰、流转顺畅、技术驱动、价值共享的闭环体系。在这里，每一块电池都有专属的生命周期档案，从生产到退役再到再生，全程可追溯。”只有通过多方协同共进，凝聚共识、责任共担，才能推动动力电池回收行业走向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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